Club提要：“美元对全球经济周期和利率周期的单边控制，就像大家同处一个有中央空调的房间，遥控器却被美国握在手里”。

在北京对话和联合国南方中心South Center共同主办、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指导的“金砖国家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对话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北京对话特约专家翟东升教授以上述比喻，批评美元霸权。

翟东升提出，全球货币体系应回归“硬锚”，建立一种新的可兑付货币，以实现更公平合理的全球金融秩序。他并从历史角度审视了世界经济分裂的可能性，并以苏联经济为例，强调建立平行经济体系的重要性。

8月下旬，北京对话将邀请国内外专家继续就“金砖国家与多极世界构建”展开对话。为了更好地承上启下，我们精选部分特约专家在五月份研讨会上的发言，以中英文形式陆续发布。

以下为翟东升发言：

翟东升在“金砖国家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对话会发言 （图源：北京对话）

首先我要回应一下今天的主题，当前货币体系的缺陷。正巧，我曾撰写过相关的论文，并且在教授的一门课中详细探讨了这个主题。当前货币体系的主要特点及其形成可以追溯到1971年的一次违约。这一体系并非通过合法的国际组织、谈判、协议形成，而是由于美国在1971年单方面采取的行动所导致的。

二战后，44个国家签署并认可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以黄金作为“硬锚”。如今使用各国货币进行兑付只能兑付到美元，但在1945年至1971年间，持有美元的人还可以按照固定价格兑换黄金。因此，尽管这一规则存在逻辑缺陷，但其合法性是得到国际协议认可的。然而在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单方面进行了所谓的“软违约”，宣布“暂时关闭黄金窗口”。尽管当时美国强调关闭是“暂时”的，但事实上这一状态到现在已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如今的体系可以说是不合法的，它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官方认可。这是我想强调的第一点。

这两个特点塑造了今天经济金融世界的诸多奇怪现象。例如，每当美国经济出现问题，美元反而上涨，而非下跌。就如同一个将死之人，其信用没有崩塌反而大涨。这些反直觉现象源自上述两个结构性缺陷。我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种不公平性：假设我们在一个大房间里，有中央空调，但遥控器在我手中。我根据个人喜好调控温度，忽视他人的感受。问题在于遥控器和空调都是公器，却被我一个人霸占。这就好比全球经济周期取决于美国的债务周期，全球利率周期取决于美联储的利率周期。我认为，抛开所有这些金融学的专业术语，这个比喻可以更清楚地解释当前这种安排的不合理性和它的危害。

另一个不公平之处在于，全世界的钱，本质上储存在美国的主权信用里，即你们辛勤劳动所赚的钱都在我的口袋里，我需要时可以随时支取，无需你们同意。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欧洲应对疫情不力，但经济却依旧繁荣，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欧洲、英国、日本这四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了10万亿美元。相当于我在替大家保管钱时挪用大家的钱支付我自己的巨额账单。这10亿人口占全世界80亿人的一小部分，但是他可以随意的支取其它国家的人的钱，在这两年里每人平均支取1万美元。

基于以上论述，我与IMF特别提款权部门的长期负责人沃伦·科茨博士合写了一篇英文论文，主张全球货币体系应回归“硬锚”，即建立一个可兑付的、有硬锚的新货币。我们两个人一个是忠诚的美国共和党人，一个是忠诚的中国共产党人，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这种新货币将使全球货币体系更加公平合理，长期来看对美国也是有利的。虽然短期内美国享有特权，但长期将导致其产业空心化、经济泡沫化及社会分裂。

当前国际形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之窗，以金砖国家为抓手，加上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甚至欧洲、美洲国家，共同推进一个新的、可兑付、有硬锚的货币单位。

刚才有老师提到大宗商品加权平均，这是一个可行的做法。这一新货币关联的商品可以包括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以及钢、铝、锂、镍等卑金属，以及其它所有可以在大宗交易市场兑付的大宗商品。持有该货币的人可以在相应网络中按照固定价格兑换大宗商品，其他货币如人民币，卢布，卢比将参照该货币浮动。这种货币可以用于贸易和债权债务结算，避免基准单位被敌对国家或者怀有恶意的国家操控。具体利益分享和责任分担需进一步讨论，但必须强调的一点是不能只有一个国家说了算或者有一票否决权。另外铸币税分享机制也尤为重要，是另一个重中之重。

最后我还想谈论一下对这个想法的反对意见，及对其反驳。最常见的一种反对意见认为，这个想法已经有前车之鉴了，类似欧元一体化的失败会重演。理由就是一个地区货币一体化了，但财政没有一体化，两者之间的这种不匹配将会导致危机。但我认为金砖币并非金砖国家货币一体化，而是一种防御性做法，是对当前不合理和潜在危机的边际改善。很显然它不是一个能让从此以后世界太平的方案，而是一个面对当下的不合理和潜在的危机的一些防御性的安排。各个国家的货币仍然存在，各国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货币主权，只不过创造了一种新的工具，避免美元和美元相关的支付体系，金融体系潜在带来的权利和伤害。

翟东升在“会议一：当前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缺陷”与其他专家交流（图源：北京对话）

自由问答环节：

刚才几位老师的提问都涉及到我所说的遥控器的比喻，我在这里再稍作回应。一个是李世默的观点，认为遥控器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益处。一个非常准确的描述是，美国曾经是一个伟大、甚至是最伟大的制造业国家，但正是由于这样的美元化全球货币体系，其虚拟经济环境反过来重塑了其实体经济。今天，美国成为一个庞大的金融帝国，但制造业占比大幅下降。目前，其制造业就业人口仅占总就业人口的8%，并且自2008年以来一直稳定在这一水平，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却未能反弹。

因此，可以说美国经济已经对这种货币霸权上瘾。曾经“肌肉发达”的它现在变得“脂肪堆积”，而为了维持这种舒适的生活，它必然会努力维持货币霸权。就像Marco刚才提到的那样，他们的反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尽管我刚才强调，我们创建一个新的、有实物可兑付、无法轻易违约的货币单位看起来是防御性的措施，但实际上它客观上具有进攻性和破坏性效果。因为一旦这个货币单位被创建出来并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后，连华尔街的大家族，包括控制美联储的或对美联储有投票权和分红权的大家族，也会将部分资金投入这种资产，因为这对他们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另外，我想再补充一点，根据我的研究，在没有硬锚的货币体系中，也就是过去五十年的货币体系，谁的主权债务越大，谁的金融越安全。因此，债务率越高越安全，债多不愁。而且这种债务必须是以本币计价的国债，越多越安全，越少越不安全。但是，如果我们将规则改变为可兑付的、有硬锚的货币体系，整个逻辑就会反转。债权人将拥有巨大的权力，而债务人的债务越多越麻烦。这是一个规则的重大变化。可惜的是，在我读过的金融学教科书里，没有老师明确指出这一点。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的金融学教科书和经济学教科书主要是翻译自英语，而英语教科书中的知识构造许多停留在金本位时代的逻辑之下。这是我想补充的第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