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产利用油脂历史悠久，正如化学家苏步皋在20世纪20年代的概括: “吾国自 古以农立国，益以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农产物之额遂冠诸尔余物产之上，而油脂原料尤丰富绝伦，榨油一业流传亦古。”［1］但囿于传统经验模式，直到近代我国油脂制取、油脂制皂等关键技术依旧沿用数千年来的手工技艺。随着1815年油脂由甘油和高碳脂肪酸组成的结构被发现，西方开始对三甘酯或脂肪酸的缩合、聚合、卤化、氧化、氢化、脱水、脱羧以及异构化等反应进行研究，由此制成的洗涤剂、除草剂、杀虫剂、乳化剂、润湿剂和化妆品 等也逐渐应用于市场。鸦片战争后，我国油脂生产自给自足的传统形态被打破，列强觊觎我国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通过在华设厂攫取我国廉价原材料，并低价进口油料，依靠技术优势形成垄断，将生产的肥皂、硬化油和磺酸化油等产品倾销我国，榨取高额利润。

鉴于我国生产技术发展滞后、市场洋货充斥的现状，在孔祥熙、徐善祥等人的倡导下， 中央工业试验所( 以下简称“中工所”) 于 1930 年7月成立。成立后的中工所即以研究工业原料、改进制造技术、鉴定工业成品［2］为己任，谋求通过仿造、改良和创造［3］改变传统 工业技术的发展模式。油脂作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工业的重要战略资源，被中工所化学组 列入科研与试验的重点。李尔康、顾毓瑔、顾毓珍、周行谦、孟心如、赵则优、王善政、郑粟铭等多位技术专家，先后在其设立的特种、制胰、油脂及汽车燃料等试验室开展油脂制取、 油脂利用、植物油制液体燃料等研究;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工所西迁重庆，根据西南地区资源也开展了一系列技术改良和应用研究。

关于中工所的发展历程及其技术活动、我国油脂工业发展历程以及抗战时期燃料工 业发展，学界已有不少专门研究。张柏春在 20 世纪 90 年代对中工所的机械工程试验及制造有过专题研究，此后赛光平、王俊明、赵正等对中工所的建立、发展及其科技成就进行 了进一步研究; 王瑞元、袁剑秋在其专著中对民国时期我国油脂工业发展形态做了综合考 察; 杜乐秀、赖伟、赵国壮、徐岚等则从抗战中国民政府对汽车燃料的管理、燃料供应短缺问题的解决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多视角研究。① 以上研究，在中工所具体的油脂技术产生 过程特别是技术与时代的关系、解决燃料短缺问题中的作用等方面还留有可深入挖掘和 系统考察的空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以中工所的油脂试验与应用研究为中心， 结合民国时期油脂工业技术发展的大背景，分析开展的油脂制取、油脂利用、植物油制液 体燃料等试验的技术特征，旨在阐明中工所对中国油脂技术发展和工业化历程的贡献。

1 我国油脂制取技术的引进与改良

民国初期，植物油料和植物油出口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出口额占商品出口总额的 10% 以上; 1928 年后，在我国出口商品中大豆和桐油先后成为出口额第一的商品，而其他油料也大宗出口［12］，可见油料和油脂生产在当时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但在油脂制取技术上，除沿海通商大埠少数榨油工厂利用机械设备进行生产外，广大内陆地区仍沿袭传统的生产方式，大部分油坊分散在乡村，所用榨床也多为旧式楔形横卧式榨床。时任中工所油脂试验室主任顾毓珍感叹: “……榨油技术，仍系数千年来世代相传之土法，非特产油效率低微，成品之品质亦不规一，更遑论精制! ”［12］为改变这一现状，自1935 年起中工所从抽提溶剂的选取及抽提设备设计着手，逐步开展相关试验研究，并于全面抗战时期进行了传统压榨技术的改良。

1.1 抽提技术的引进与研究

油脂抽提法，需利用适当的溶剂将油籽中的油份逐渐溶解，而后回收溶剂并取得油 份。西方在 19 世纪末已利用该技术制取油脂，而当时我国尚无一家同类的工厂。

1935 年5月，为保障燃料能源自给，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会同全国公路交通委员会、中央大学工学院、江南汽车公司及中工所等机构成立棉籽油研究委员会，欲通过对植物的研究使植物油脂在柴油引擎中运用。中工所主要承担油脂抽提的研究。［13］王善政广泛收集国外技术资料，并在回顾技术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成熟工业生产中所需 6 种溶剂及其生产原理、常用的 16 种抽溶装置及其运行方式以及 7 类生产布局设计进行阐述，其中包括主要生产设备和工厂布局的设计图，为试验的开展和抽提机器的设计提供 了主要参考。①［14，15］李尔康等在中工所酿造试验室对抽提溶剂选择、抽提过程、抽提中温 度压力控制进行研究，并以大豆为原料，利用轻质汽油与酒精的混合物作溶剂，模拟实际生产过程开展小型抽提试验，抽提率达 90% 以上。［16］

1937 年初，为加速油脂抽提技术的工厂化生产，在棉籽油研究委员会的资助下，中工 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抽提试验。试验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分别以酒精、轻油、苯、 四氯化碳、醋酮为溶剂，对其抽油力、回收比例、所得棉籽油品质进行对比分析，综合考虑 经济效益与油品等因素后，确定“酒精处理，蒸馏，加水以湿，以苯抽提”［17］的溶剂选择; 第二阶段，特别针对油脂抽提机器的四个关键部分———抽提器、蒸馏器、冷凝器和溶剂储存器进行设计，并增加抽提器数量，使油料与溶剂产生对流，在提高出油效率的同时降低溶剂耗费。设计的抽提机器由南京和平铁工厂承造，同年 5 月完成实装; 第三阶段，以棉籽油为原料，在实装抽提机中进行半工厂式抽提试验。经过 42 小时的抽提，棉籽油出油效率达 92. 74% 。［18-20］

中工所开展的油脂抽提试验，推动了相关工艺和设备的更新，但抗战全面爆发后，抽提机器并未搬迁至后方，溶剂也难获取，因此拟进行的其他油料抽提试验和工业化推广也就此搁置，殊为可惜。

1.2 传统压榨技术的改良

抗战时期，国外新式压榨机器难以输入，加之战时对油脂资源的急切需求，迁往大后 方的中工所将油脂制取的研究重点放在传统压榨技术的改良上。

中工所在对西南地区土法榨油工坊进行调查后认为，技术改良的目标是获取准确的 压榨参数，快速提高各工坊的压榨效率。在顾毓珍的带领下，中工所的技术人员以可记录压力的小型水压机为压榨机械，分别对西南地区常见的棉籽、大豆、桐籽、菜籽、花生、芝 麻、蓖麻子等油料作物进行压榨试验，分析影响压榨效率的榨机压力、压榨时间、压榨温 度、油料湿度、油料含油量、籽粉细度等参数; 再通过对所得油脂的理化检测，得出不同原料各自的压榨参数。［21，22］关于油籽原料的湿度与产油率的定量关系很少见于书籍杂志， 各压榨工坊一般将其视为机密。在综合各试验的基础上，中工所进一步提出植物油籽压榨在湿度一定的条件下产油效率与压力、时间及动学粘度之间的数理关系，即油脂压榨效率公式，通过多次试验，得出棉籽、桐籽、菜籽、花生等油料的最优湿度应在 5% ～ 11% 、 7% ～ 9% 、7% ～ 11% 、6% ～ 8. 5% 。［23］

压榨效率公式和压榨最优湿度的确定在当时突破了我国传统压榨技术单纯依靠经验的 发展方式，意义重大。基于此项成就，中工所从原料贮藏环境调整、蒸煮原料时间调整、压榨温度调整三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改良措施: 首先，控制油籽原料贮藏的水分含量，以防过于潮湿而影响压榨的品质和产量; 其次，根据各油料的最佳压榨湿度，适当延长蒸煮时间，使原料含有适宜的水分; 再次，在实验油坊的榨床两侧各添置一套加温设备，以提高产油率。［23］

土法榨油技术的改良受到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农本局、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特别注 重中工所的工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特设桐油研究所并委托中工所开展土法榨油改良的系统试验; 农本局与中工所于 1940 年 3 月举办榨油训练班，开展两个多月的集中培训，共 毕业学员 13 人，并派毕业学生分赴四川合川上游各乡镇，推广指导榨油技术。此外，中工所还派遣专业技术人员前往川东等产油区域进行实地调研和技术指导，刊印土法榨油技术改良手册分发各地油坊，还在合川县上游的蒲溪镇、大河壩以及壁山县等地设立实验榨油厂。除技术指导外，中工所在旧式榨床的基础上设计出新型“双效式楔形木榨”，在川渝等地推广。土法榨油技术的改良能够提高 5% 左右产油量，部分缓解了战时对油脂资源的迫切需求。［12，24］

2 油脂利用技术的规范化与探索

为改变国内技术落后、制皂不规范、油脂衍生品从国外进口的局面，中工所在肥皂 ( 家用肥皂、丝用肥皂) 以及油脂硬化、植物油制造润滑油和磺酸化油等领域进行技术规 范化的探索。

2. 1 肥皂试制以及技术示范

1937 年之前，我国共有肥皂生产工厂 154 家，生产能力初具规模。然而除上海、天津少数大型制皂工厂外，多数小厂因生产技术不精，大多存在质量问题。时任中工所化学组 主任李尔康因之记叙:

国内制皂工厂，无地无之。顾其出货虽多，而行销不畅，成因制造未精，出品难期 完好。又或为成本所限，未及谋改进之方，执此以与外货争衡，相差何啻霄壤!［25］

为提高制皂生产水平，1932 年中工所设立制胰试验室，计划对洗衣皂、香皂、特种肥 皂、皂用油脂资源扩展、甘油回收等进行研究。受战事及实际需求等影响，该试验计划并 未完全实施，但仍在家用肥皂和特种肥皂方面进行了试验研究和技术示范。

2. 1. 1 家用肥皂的试制

中工所制胰试验室研发制皂技术的目的在于规范技术流程、确定原料配比以提高成品质量，为此购置了各类制皂设备，在所内开展模拟生产。为使技术规范更具操作性， 制胰试验室在综合考察制皂所需原料和填充料的基础上，分别提出热法、冷法制造洗衣 皂和香皂的具体操作流程，并就小工厂的质量问题对各核心步骤的温度控制、反应物状态 与反应时间控制进行分析。例如: 在热法制皂中，为解决成品游离碱或游离脂肪酸过多的 问题，以蒸汽加热取代工厂常用的直接加热方法，并通过分次加入碱液的方式，使油脂与 碱充分反应; 在冷法制皂中，为使这一少用于实际的方法拥有标准技术流程，提出适宜与 碱液反应的熔后油脂温度，以及反应后皂基适宜的成品状态; 在香皂制造中，为提高成品 的去污力和纯净度，提出多次盐析的方法，以去除皂基中的游离碱、甘油和杂质。在此基 础上，以示例的形式提出洗衣皂、白玉肥皂、黄色肥皂、蓝色斑纹肥皂、白色香皂和玫瑰香皂等产品的原料配比和加入次序，作为实际生产的参考。［26］除对日常家用的洗衣皂和 香皂进行试制外，制胰试验室还对市场常见的洗发皂、剃须皂和消毒皂等其他家用肥皂的 生产工艺和原料配比进行研究。

抗战中，由于天津、上海等主要肥皂产地相继沦陷，绝大部分肥皂工厂或毁于炮火，或 被迫停产，国内肥皂产量锐减至战前的十分之一。为解决后方肥皂生产原料、设备自给及 工厂建设等问题，中工所孟心如、赵则优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将日用肥皂的生产原料、生产设备、生产方法、产品分析及工厂设计等相关内容结集成书———《日用皂工业》，于 1939 年 8 月出版。［27］

2. 1. 2 丝用肥皂的试制

丝用皂是丝绸加工中洗涤原料和成品所使用的特殊肥皂，品质优劣与否直接影响丝 绸成品的质量，而合规的丝用皂需具有“容易溶解，容易洗去，须呈中和，原料适当”［28］的 特点。当时国内多家肥皂生产厂家出品的丝用肥皂品质较差，尤其是杂质过多，洗涤后的丝绸光泽不足、品质脆弱。中工所组织萧坚白、周行谦、王箴等技术专家开展对丝用肥皂 的专项研究。通过对比国内外丝用皂的成分构成、油脂原料选用、溶解度发现，国内丝用 皂质量不高的症结在于原料选用不良、制皂程序不当，为此中工所开展了两方面的改良: 一是选取国外丝用皂所用橄榄油以及与橄榄油成分相似的花生油作为原料，提高丝用皂 的溶解度; 二是制皂中采用分次加入卤液热煮，并增加盐水盐析次数，以提高反应程度，减少成品中游离脂肪酸和游离碱。改良后的丝用皂无论在质量还是成本都远优于其他国内 丝用皂，甚至与国外的“力士皂”和“FAB 皂”伯仲难分。［29］各丝绸染炼厂试用后，好评如潮，纷纷索要成品和制皂方法，对我国丝绸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2. 2 其他油脂利用技术的探索

1935 年始，中工所对工业生产常用的硬化油、润滑油、磺酸化油的生产技术也进行了 研究，以期尽快改变我国油脂利用技术的落后局面。

2. 2. 1 油脂硬化试验

油脂硬化是指将液体油脂在催化剂的作用下通入氢气使之成为固体脂肪的过程。硬 化后的油脂不仅易于保存，而且可作为原料广泛运用于其他工业。国内的南开大学、沪江 大学等机构虽曾成功进行棉籽油、茶油、青油的硬化研究，但工业生产所需的硬化油几乎 全部依赖进口。为此，中工所制胰试验室开展了专门研究。周行谦以碳酸铜和碳酸镍混 合物为原料，通过干法和湿法制取了蚁酸镍混合物作催化剂; 同时建立小型试验装置，以 豆油、茶籽油为原料多次进行硬化试验，就油脂在不同氢化时段熔点、碘价、形态等变化进 行分析，得到油脂氢化时间与其碘价变化的关系。［30］为向工业界普及，张辅忠在国外油脂 硬化生产技术的基础上，对 3 种主要催化剂的原料选择、制造流程、使用方式以及 6 种氢 化设备的装置结构、运行方式及运行效率进行了分析和介绍。①［31］

2. 2. 2 植物油制造润滑油试验

植物油试制润滑油的原理，是将植物油中半干性油经氧化后提高其黏度以取代润滑 油。尽管国内张克忠、张德惠、高露德等曾以大豆油、花生油为原料进行过氧化试验，美国也有学者进行了菜籽油氧化研究，但都难以在我国直接用于工业生产。在大豆油氧化试 验的基础上，顾毓珍、郑粟铭等在特种试验室开展了系统的植物油制造润滑油代用品的开 发。为测定不同试验条件下的油脂状态，中工所以棉籽油、菜籽油、大豆油、茶籽油为试验 对象，在恒定空气吹入速率下，改变氧化时间和反应温度变量，测定不同氧化时间油脂色 泽、比重、粘度、着火点、燃烧点、冷凝点、酸度和腐蚀性等理化性质，得出各油料性质与试 验条件的关系，获取了重要的试验数据。此外，中工所还将试验所得的氧化油与美国制定 的润滑油标准进行比对，分析实际生产中氧化油替代润滑油的可行性。这项研究为战时 大后方润滑油代用品的生产提供了珍贵的试验数据。［32，33］

2. 2. 3 植物油制造磺酸化油试验

植物油经与硫酸反应后，产生的磺酸化油( 亦称乳化油) 广泛运用于染色、毛纺及制 革工业。植物油制磺酸化油的试验在全面抗战时开展，主要是应对产品来源断绝的困境。中工所以蓖麻油制土耳其红油的磺酸化反应为例，从油脂分子结构入手，发现“任何含二 烯十八脂及烯十八脂之植物油亦均可制成乳化油”［34］。中工所以麻油为原料，对加酸、洗 油以及中和等流程进行研究，确定了酸液浓度、加酸温度控制、洗油中和溶液配比等关键 环节的主要数据。［34］抗战期间，中工所油脂研究室共生产磺酸化油 1398 斤。［5］

中工所在油脂利用上所做的规范制定与技术探索，意将相关生产技术应用并示范于 实际生产。在肥皂试制中，通过对生产流程的制定和对生产原料配比，针对性地解决成品 质量问题; 在硬化油、氧化油和磺酸化油的研究中，则通过重复试验着重记录产物在不同 反应条件下的状态变化，获取大量试验数据，并从中寻找规律性认识和技术工业化的可 能。以上试验多为提高油脂利用技术、提振国民经济服务，而其中对试验规律性、规范性 的自觉把握则是民国时期工业试验研究从原理验证向注重获取一手数据的转变。

3 植物油制造液体燃料技术的试验

民国时期国内液体燃料主要依赖进口。1927 ～ 1936 年间，我国年均进口各类石油制 品达 36290 万加仑之巨，主要是汽油、柴油和煤油。［35］为谋求能源自给，国内相关机构在 积极探寻石油资源的同时，开始关注代制石油产品的技术。1933 年起，中工所在全国经 济委员会、资源委员会、航空委员会及山西燃料研究所的委托下，先后在其特种、动力和制胰等试验室开展油页岩提取燃料、褐煤烟煤制取液体燃料、酒精代替汽油、植物油制取液 体燃料等方面的研究。而利用热力分解技术分解植物油以获取汽油、柴油的代用品，即是 重点方向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应对更为紧迫的能源需求，中工所因地制宜开展了技 术推广和实践工作。

3. 1 植物油制造液体燃料试验

植物油脂质地粘厚，不易挥发，难以直接用于汽车等机械设备，需借助热力分解成为 低分子碳氢化合物，代汽油、柴油和煤油使用。国外虽早有热力分解植物油生产汽油的理论，但未能在实践方面有突破性的进展［36］ ; 在国内，地质调查所燃料研究室、南开大学应 用化学研究所、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燕京大学化学系等机构均开展了研究。为全面探索 植物油热裂分解技术工业化的可能性，从 1934 年开始中工所先后对石灰肥皂干馏法、气 相分解法和催化剂分解法进行研发。

中工所首先开展石灰肥皂干馏法制造燃料的研究，将由花生油制成的石灰肥皂进行 高温干馏，再将所得粗油经分馏得到轻油、中油、重油; 同时，在干馏后加入碎裂程序，部分 提高了产品中的轻油比例。［37］随后，在植物油气相分解试验中，根据植物油受热分解反应 特性，自行设计气化分解装置，并对菜籽油、豆油、棉籽油和桐油进行气相分解，油液经高 温分解、精炼后可得到与汽油结构相似的油液。［36，38］由于气相分解技术对设备要求较高， 对温度和油液加入速率的准确控制难以实现，中工所根据催化剂分解法的特点，对酸性 土、氯化盐、金属合金等催化剂进行对比分析，最终确定碱性物为最佳催化剂; 又以石灰、 氢氧化钠、氢氧化钾为催化剂，制造出可替代汽油的油液。［38］综合以上试验结果，中工所提出，在我国机械工业不发达的情况下，选取对设备要求低、操作流程简单的催化剂分解 法，可逐步实现植物油制造汽油的规模化生产。

中工所开展的植物油制造液体燃料的系列试验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 年， 改隶经济部的中工所针对战时能源的急迫需求，在其内部特设油脂试验室和汽油燃料试 验室，由顾毓珍担任主任。两研究室在其附设的油脂实验工厂内进行了规模化的植物油 制造液体燃料的试验与生产，所用即是催化剂热裂分解技术。［24］据统计，抗战时期由油脂 实验工厂生产的植物汽油和柴油达 74 万加仑。［39］

3. 2 植物油代替柴油的研究及行车试验

抗战初期，国内可通过日占区转运部分英美公司的油品，但燃料供应仍面临巨大困 难。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与英美成为交战敌国，承担燃油运输的国际交通线被陆续 切断，国内除可通过中印油管和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获取少量油料之外，外来 油源几乎全部断绝。国内油荒不仅影响了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而且直接导致对日作战 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利用植物油直接代替柴油做汽车燃料被视为缓解能源问题的可行 方式。然而，仍面临诸多问题: 何种植物油可做柴油的替代物? 植物油不易挥发的物化性 质是否可以满足汽车的正常行驶? 若与其他燃料混合，替代比例如何? 为此，迁往大后方 的中工所开展了植物油替代柴油的“专项”研究。

为探明植物油在汽车引擎中的实际表现以及可替代柴油的比例，中工所以棉籽油为 示例，将棉籽油和柴油以不同比例混合，在检测比重、黏度、着火点、凝滞点、燃点、水分比 例、燃烧残渣比例、热量等理化性质的基础上进行动力测试; 同时为考察混合燃料在实际 行驶中的表现，利用孟阿恩汽车引擎进行实地行驶测试，分析混合燃料在车辆启动、动力 提供和燃料消耗等指标上的表现。经多次试验，中工所提出，未经处理的棉籽油在各项性 能上虽与柴油有较大差距，但当替代比不超过 50% 时，可满足汽车的正常行驶要求。［40］ 1940 年后，因滇缅公路被封锁，国产桐油无法出口，国民政府提出以产区广、产量高、非食 用的桐油代替柴油。然而，桐油具有快干的性质，粘度极高，高温易硬化，难以满足汽车行 驶要求。为此，中工所将桐油与柴油、菜籽油、梓油以及由植物油热解的灯油等燃料混合， 降低了桐油粘度、自燃点、凝结点及燃烧时的腐蚀性。为验证结果，开展了较大规模的短途和长途行车试验。① 对桐油混合燃料的测试，中工所不仅证明桐油直接代替柴油的可 行性，还根据实际行车的启动状态、动力、油耗等状况，提出桐油与不同油料混合的最佳和 经济的比例及其最高限度。［41］

中工所开展的植物油制造、代替液体燃料的研究在当时产生了积极作用。抗战中，大 后方曾建设多个植物油炼制代汽油、代柴油的燃料工厂; ②此外，植物油代替柴油的技术 也得到快速推广，在湖南、贵州、江西、四川和陕西等省分别根据油料生产状况利用茶油、 菜籽油、棉籽油代替柴油。［45］中工所的技术研究及时弥补了后方燃料的短缺状况，为应对 战时能源危机做出了重要贡献。

4 余论: 中工所油脂试验的特征分析

中工所的油脂研究是我国近代工业技术科学化的重要探索，也是民国时期开展工业 技术研究的缩影。其开展的油脂制备、油脂利用、植物油制液体燃料等研究，在当时国民 经济和国防建设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中工所成立 10 周年纪念大会上，时任所长顾毓瑔曾提到研究者应具备的三种态度:

第一种，研究工作我们应具备科学家的态度，探求真理; 第二种，改良工作应具备 企业家的态度，企业家是计算利益得失的; 第三种，是推广工作要教育家的态度，甚而 至于传教士的态度，要苦口婆心现身说法。［2］

以油脂试验为切入点，以上三种态度也对应了中工所在研究中的三大特征:

第一，科学家态度———重视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整体上，中工所开展的油脂工业技 术研究呈现出试验数据量化、试验可重复、科学理论指导技术实践等特征，初步具备了现 代工业研发的特点，在能够满足国内技术发展需要大量一手数据的同时，也可以大体与国 外研发机构的工作接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重复试验的广泛应用，通过变量控制 实现大量的重复测试，寻找规律性的认识，并进行学理总结，其中，油脂压榨效率公式即是 最好的例证; 二是开展技术原理的分析，除对生产过程规范化、精细化的研究外，中工所还 在油脂分类、油脂分子结构、肥皂去污原理以及油脂热力分解过程等方面做了大量理论分 析，这也为相关生产技术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企业家态度———重视研究成果的经济性。相较于其他工业门类，油脂工业与日 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中工所在技术研究和试验设计时，将经济性考量作为重要因素。并以国外高质量成品为参照标准，通过比对试验数据与标准数据的差异，聚焦试验中的关键环节，确定最优生产数据，增加研究结果的实用性。

第三，教育家态度———重视成果的普及运用。各项试验结束后，中工所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以半工厂式生产保证成果的快速普及。譬如肥皂试制、油脂抽提、植物油制造代 替液体燃料等。除此之外，中工所通过印发刊物、分发手册以及设立培训班等多种形式指 导实际生产，加速技术的推广运用。

在整个油脂研发历程中，及时调整技术研究方向成为中工所一个不变的主旋律: 建所 至抗战迁址前，正处于所谓的“民国黄金十年”之中，中工所的研究以提高工业产品质量 为目标，通过规范生产方法和创新生产方式，解决了油脂制备以及肥皂生产中的技术问 题，以硬化油、甘油、润滑油、液体燃料的制备创新拓宽油脂的利用，主战场面向国民经济 发展; 全面抗战时期，由于国内工业体系受到破坏，国外的资源来源被切断，中工所开展的 土法榨油改良、植物油代替液体燃料、磺酸化油的试制均属于能源开发和对工业代替品的 研究，目的是解决战时资源、生活资料的极度短缺。

中工所在油脂技术上的进步架起了实验研究与实际运用的一道桥梁，一定程度上改 变了我国近代油脂工业发展全面落后的局面。

致 谢 感谢孙烈研究员对文中相关内容的指导与建议。感谢外审专家的评阅与建 议。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原院长王万绪教授的帮助，谨致 谢忱!